西柏坡，笔杆子与枪杆子共战斗

 

1947年3月，新华社撤离延安。根据中央决定，新华社人员一分为二，社长廖承志带领大部分人员东渡黄河，向太行山区转移。另一部分人员由副总编范长江率领，以“四大队”的番号跟随党中央、毛主席转战陕北。

 

次年，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态势，党中央移驻西柏坡后，新华总社筹备迁移事宜。5月27日，总社的全部工作人员撤离涉县，分批北移，回到党中央身边。在平山期间，新华社集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于一身，揭开了其历史上光辉的一章。

 

人称毛泽东“新华社最出色的记者”

 

毛泽东在西柏坡期间非常重视“文武两杆子”，“武”是军委作战部门，“文”是宣传部门，主要包括新华社和中央政策研究室等。毛泽东走到哪里，中央宣传部门和军委作战部门必须跟到哪里。

 

新华社两路人马在平山会师后，分别驻扎在陈家峪、盖家峪、韩家峪、张胡庄等村，党中央恢复并加强了对新华社的直接领导。1948年8月底起，新华社的主要干部和业务骨干20多人被陆续抽调到西柏坡，组成一支精干的小编辑部，从陈家峪搬到西柏坡胡乔木住的小院办公，这就是西柏坡中央大院里的新华社总编室。

 

胡乔木时任毛泽东秘书，并任新华社总编辑。胡乔木居住在刘少奇住所的前院，当时的五大书记都在这所大院里办公，新华社总编室距毛泽东、周恩来的住所仅几百米远。新华社的文字广播、口语广播、英文广播的主要稿件都在这里编发。重要的稿件和战报由胡乔木修改后送刘少奇和周恩来审阅，有的最后送毛泽东审阅和修改。

 

毛泽东十分关注新华社的工作，亲自为新华社撰写了许多社论和文稿。其中，最为后人称道的是，他利用新华社唱了一出“空城计”。

 

1948年10月，蒋介石密令傅作义偷袭石家庄。当时我华北野战军主力集中在北线作战，石家庄实际是一座空城，西柏坡告急。党中央得到北平地下党的紧急情况通报后，立即进行了部署，一方面调动部队做好军事准备，命华北二兵团主力日夜兼程赶回石家庄；另一方面，利用新闻武器，揭露敌人的阴谋。

 

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亲自导演了一出“空城计”，但是他一不用老军扫街，二不用在城楼抚琴。只是一连挥笔写下了四条新闻:《蒋傅军妄图突击石家庄》、《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蒋傅军进扰》、《蒋傅军已进至保定以南之方顺桥》、《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将敌人的阴谋剖析得一清二楚。新华社接连播发的这些新闻对敌人起到了巨大的心理震慑作用，敌人犹豫数天，不敢贸然南进，傅作义得知阴谋暴露，急令撤军。

 

那个时期，所谓的“新华社记者”常常就是毛泽东，他被大家私下里公认为是“新华社最出色的记者”。仅在三大战役期间，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和修改的评论、述评、广播稿和消息等作品就多达17篇。其中不少成为新闻经典作品，如《中原我军解放南阳》等。

 

有时候，毛泽东还亲自把写好的稿件送到新华社总编室去。新华社老记者方实回忆，1949年2月的一天早晨，天气还很冷，毛泽东神采奕奕地拿着一篇稿子来到总编室，大家都站起来不约而同地问:“主席今天为什么起得这么早？”(毛泽东习惯于夜间工作，上午睡觉休息)毛泽东笑着说:“我还没睡觉呢！昨晚赶写了一篇稿子，你们看看如何。”原来，他用一个晚上代新华社写了一篇评述文章，题目是《蒋介石李宗仁优劣论》。

 

毛泽东早年曾经说过，“共产党是要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他不仅亲自为新华社撰写文章，而且密切关注着新华社的工作动态。即便是在战事最紧张的日子里，他还写信给胡乔木，指示新华社应如何报道、如何写文章，信件多达20多封，甚至细到一则标题。1948年9月，毛泽东在审阅新华社新闻《华北召开中等教育会议》时，将原题改为《华北中等教育会议决定改善中等教育的诸项制度》，纠正了原题目的笼统问题。他在审阅社论《中等教育问题》时将标题改为《恢复和发展中等教育是当前的重大政治任务》，将客观事实与报道者的思想观点高度统一起来。

 

总编室的“记者招待会”磨砺笔杆子

 

2006年，新华社建社75周年之际，西柏坡按原样恢复了新华社总编室旧址。这是一间只有30多平方米的堂屋，被隔成了三间，一间是胡乔木办公室兼卧室，谷羽和他住在一起，中间稍大的一间有10多人在那里办公，另一小间有几个人工作。斯室虽陋，却见证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据记载，1948年6月，毛泽东向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省委及前委发出了关于加强报纸通讯社领导的指示。不久，党中央即决定集训新华社的主要干部，以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解放的局面。

 

范长江、陈克寒、梅益、石西民等20多位主要编辑人员被抽调到中央大院的新华社总编室。主持集训工作的是刘少奇，具体由胡乔木负责。

 

在西柏坡工作的新华社老员工感到收获最大的是每晚下班前的小集会，又被大家戏称为“记者招待会”。每天发稿完毕，凌晨时分，胡乔木把大家召集起来，一边吃挂面汤，一边便谈。便谈的内容除了传达重要情况和中央关于宣传报道的意图外，就是对当天的清样进行分析。哪条稿件写得好，好在哪里；哪条稿件有缺点，缺点在哪里，连一个错别字都不放过，一律当面点名批评。

 

曾在这里工作过的吴冷西回忆，胡乔木对稿件的苛刻有时到了尖酸刻薄的地步，对一般编辑如此，对范、陈、梅、石也不例外。有的稿件，被他从头到尾批得体无完肤，要求重新撰写。有的稿件，经过三四次返工才获得通过。像范长江这样经验丰富、全国闻名的老记者，他写的一篇战局评论也受到胡乔木严厉批评。

 

范长江事后说，如果不是在随毛主席转战陕北过程中经常看到陆定一和胡乔木起草的稿件被毛主席修改得近乎重写，他很难接受胡乔木的意见。胡乔木折服众人之处，在于他不仅能指出别人的不足，而且还能自己动手，写出或改写出的确艺高一筹的佳作。

 

由于有这样严格的业务训练和理论学习，建国后，在新华社总编室里集训过的这批人大都成为中央各大新闻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从党的宣传机关到国家通讯社

 

1949年3月下旬，党中央、毛主席离开西柏坡，进入北平，新华社也随之迁到香山。

 

那时候的新华社还是代表党中央的宣传机构，集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于一身。对外新闻编辑部高级编辑叶周当时在口语广播部工作。解放军进入北平时，发音不准的山西籍记者向立口头传稿，向立在电话中对叶周说:“群众手拿‘小旗’(Pennant)欢迎。”叶周听成“花生米”(Peanut)，反复问了几次，向立回答不错。就这样，当天的英文广播变成了:“北平人民手捧‘花生米’欢迎解放军。”

 

新华社进入北平后，为适应新的全国形势，中央决定对其组织机构进行调整。口语广播业务正式从新华社分离出去，6月5日，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将原新华社的口头广播部扩充为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管理并领导全国广播事业。

 

随着人民解放军向全国的大进军，新华社派出大批干部到新解放城市接管报纸和通讯社，创办和建立新华分社。新华社也面临着从中共中央宣传机关向国家通讯社的转折。迁至香山后不久，周恩来与新华社负责人谈话时指出:“新华社是代表党的，也是代表国家的。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性质搞清楚，写新闻、写评论都要注意新华社的这个身份。”已经提示新华社即将进行重大角色转换。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政务院所属机构设置，确定设立新闻总署，下辖办公厅、新华通讯社、广播事业管理局等，新华社在组织上完成了从中共中央宣传机关到国家政府机构的转变。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央政府成立后党的宣传部门工作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新华通讯社已转变为国家通讯社。